中国香文化的学术论域及当代复兴

  • 2018-09-03
  • 来源:中国香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中国香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贯穿中华文明史,而且对周边区域产生影响。但长期以来,学界对香文化的学术研究比较缺乏,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学术领域。中国香文化从香料体系、工艺仪轨、交往流通,到宗教信仰、民俗生活、文学艺术、传统医学,已经渗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有鉴于此,中国香文化的研究有必要从基础研究入手,重视研究领域建设、学术史梳理,并进行学理归纳和提升,以期最终能整合跨学科的研究力量,开拓中国香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香文化;香料;香事;香道;香学

作者:孙亮,中国民俗学会中国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

原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4期,版权及引用请参照原文。

谈到中国文化中的“香”,一般人脑海中会反应出不同的事物,或敬神之香,或焚香抚琴,或烹调之料,或医药香方。香文化涵括的方面实在太广,从宗教到民俗、医药到饮食、文艺到哲学、工艺到贸易,几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领域。但是,迄今为止以“中国香文化”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却十分薄弱,不成体系。可以说,香文化研究在学术领域尚处于待开垦状态。

然而,香文化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香”不仅在宗教、医药、文艺、民俗等诸多文化领域中居于重要位置,更关涉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中一些重要观念的形成。香文化是中国文化吸纳域外文化后孕育出的以嗅觉为核心的独特文化体系。对中国香文化的溯源研究,西人已有宏论,如美国历史学家Silvio Bedini认为西汉之前的烧燎敬神与其后域外香料传入后的用香存在分野。[ Silvio A. Bedini, The Trail of Time:Time Measurement with Incense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2005), pp.26-29.]中国学人是否应与其对话?可见,全面梳理中国香文化的源流、范围、内涵与现状,建立一门以香文化为中心的学术门类,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中国香文化的基本界定

中国香文化,是中国人在漫长文明进程中围绕对诸般香料之识别、加工、使用而发展出来的,以芬芳嗅觉为核心的文化实践与意识形态。“香”既可“通天”“通神”,也可“通窍”“通人”。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一切以嗅觉感官为基础来体验、认知芬芳气味,从而发展出的系统性文化实践,都可以视之为香文化。从香文化的历史实践看,“香”已经从狭义的感官文化,拓展为精神层面的生活、审美、哲学和信仰文化,表征着中华文化“天人和合”“一气充塞”的价值认同。

在宏观的人类文明视野中,天然香料作为一种能引起人类普遍精神愉悦感的芬芳物质,虽然并非生存必需品,但是香料却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有时甚至是历史发展的关键角色。比如亚欧大陆各个区域之间的香料流通,深刻影响了各个区域的文明演进。著名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香料之路)”“佛教北传、南传”“地理大发现”等,背后都有规模庞大的香料、香品流通。

“嗅觉”既是一个生理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从生理构造来说,人的嗅觉感受器嗅粘膜位于鼻腔顶部,这里的嗅细胞受到挥发性物质刺激产生神经冲动,并沿嗅神经传入大脑皮层从而引起嗅觉反应。人的嗅觉受外因影响很大。但从文化角度看,不同文化群体对嗅觉的感知与接受有很大差异。比如“臭豆腐”的气味在中国南方是能引起食欲的“香味”,但形容这种香味的却是“臭”,确实也有许多人不认为臭豆腐的气味是“香”。可见人类文化中对特定气味的嗅觉体验有很大差异。

除了气味,中国香文化还特别重视香料燃烧后产生的烟雾。在中国人对香料的使用中,燃烧是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尤其是在宗教信仰领域,香料燃烧产生的“烟”往往是仪式有效性的标志。这种“烟”由可视的颗粒物组成,大量颗粒物聚集并在空气中移动,形成了芬芳嗅觉之外的视觉感受。“烟”是燃香的附带产物,但是它也有自身独特的文化涵义。比如古代祭天仪式,烟柱是连接天人的媒介。再比如沈复的《浮生六记·闲情记趣》是描写香烟缭绕意象的文学名篇,香烟在他的笔下变成了一个微观的审美世界。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香文化中的常见香料,比如沉香、檀香、麝香等,在适当浓度范围内都能引起人类普遍的芬芳嗅觉,令人精神愉悦,从而延伸出各种文化行为。因此,嗅觉、香料、气味、烟雾,是研究香文化的四个基础方面。在这个基础之上,香文化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信仰文化、仪式文化中极其关键的部分,也构成了现有的文学、哲学、医学、民俗学、美学、工艺学中的特定研究内容。

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学术界开始在香文化研究中发力,出现了一批优质成果。早期中国台湾学者开始致力于研习香道、恢复香席。文物专家刘良佑(1946-2007)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品香之道》《香学会典》在两岸香界具有广泛影响。[ 刘良佑:《品香之道》,台北:台湾香道学会,2001年;刘良佑:《香学会典》,台中:东方香学研究会,2003年。]其学生刘静敏的《宋代〈香谱〉之研究》[ 刘静敏:《宋代〈香谱〉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也颇具功力。再如人类学家张珣对香火观念的研究也堪称力作。[ 张珣:《进香、刈火与朝圣宗教意涵之分析》,《人类与文化》1986年第22期;张珣:《香之为物:进香仪式中香火观念的物质基础》,《台湾人类学刊》2006年第2期;张珣:《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信仰的香火观念与进香仪式》,《民俗研究》2015年第6期。]大陆方面代表性成果如:余振东等《中国香道》[ 余振东、曹焕荣、高仲选、谢君国:《中国香道》,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陈云君《燕居香语》[ 陈云君:《燕居香语·中国香文化宝典》,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傅京亮《中国香文化》[ 傅京亮:《中国香文化》,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等的综论专著,以及肖军[ 肖军:《中国香文化起源刍议》,《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张多[ 张多:《香之路:超越香料范畴的“一带一路”香文化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等的论文;香料研究方面有严小青的《中国古代植物香料生产、利用与贸易研究》[ 严小青:《中国古代植物香料生产、利用与贸易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等;民间信仰方面有叶涛《泰山香社研究》[ 叶涛:《泰山香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等;佛道研究方面有《佛教的香与香器》[ 邸艳蕊:《佛教的香与香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论宋元禅宗清规中的香礼》[ 王大伟:《论宋元禅宗清规中的香礼》,《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早期道教的行香文化》[ 唐丽星:《早期道教的行香文化》,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等著述;地域香文化方面有陈消婷《莞香文化及其产业化研究》[ 陈消婷:《莞香文化及其产业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等;少数民族香文化方面有马思明、吴瑞有关回族香俗的研究[ 马思明、吴瑞:《回族点香习俗的民族学解读》,《民族艺林》2015年第1期。] 、陈聪有关藏香的研究[ 陈聪:《西藏藏香业的传承与开发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等;还有一些香药的研究[ 夏时华:《宋代香药业经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温翠芳:《汉唐时代南海诸国香药入华史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近年来,两岸香界交流密切,有不少鉴香力作出版。[ 比如张良维:《大地瑰宝沉香》,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张丹阳:《琼脂天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吴清《廿四香笺》,济南:山东画报社,2017年,等。]

二十多年来,香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拓荒之作,但是研究的整体数量与质量仍有待提升,研究深度与广度也远远不足。香文化研究呈现出分散零碎的局面,缺乏统统摄性纲领性的学术文献、缺乏扎实的基础研究,缺乏跨学科视野的综合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李良松、孙亮主编的《中国香文献集成》[ 李良松、孙亮主编:《中国香文献集成》(36卷),北京:中国书店,2017年。]于2017年出版,三十六卷的规模,将古代、近代香文献搜罗集结,影印出版。这套书是中国香文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香文化是一个立体、综合、活态的文化体系,从采香、植香、制香、贩香,到用香、进香、品香、咏香,香文化贯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毫不夸张地说,香已经深刻地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处处可见香的踪迹。本文将站在民俗学和物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对香文化的内涵进行分析,归纳出香文化研究的主要范畴类目。

二、香料:香文化的物质基础

香料是香文化的物质基础。香料的品类极为繁复,大致分为天然香料及合成香料两大类:其中天然香料是指取自自然界并保持原有动植物香气特征的香料,分为动物性香料和植物性香料两类;合成香料是指工业生产中用单离、半合成和全合成方法制成的香料。本文所界定的中国香文化以天然香料为主要对象,由现代化学工业合成的化学香料暂不涉及,亦不涉及烟草等成瘾物质。香料是香文化的最直接的研究对象,围绕着香料的采集、加工、运输、贸易,形成了一系列文化事象。在这方面,日人著述颇丰,如山田宪太郎[ 山田憲太郎:《香料の道:鼻と舌,西東》,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年;山田憲太郎:《香料 : 日本のにおい》,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8年;山田憲太郎:《香料の歴史:スパイスを中心に》,東京:紀伊國屋書店,1994年。]等;西学中也有不少专业论述,如《荳蔻的故事:香料如何改变世界历史?》[(英)吉尔斯·弥尔顿(Giles Milton):《荳蔻的故事:香料如何改变世界历史?》,王国璋译,台北:究竟出版社,2001年;]《香料漂流记:孜然、骆驼、旅行商队的全球化之旅》[(美)盖瑞·保罗·纳卜汉(Gary Paul Nabhan):《香料漂流记:孜然、骆驼、旅行商队的全球化之旅》,吕奕欣译,台北:麦田出版,2017年。]等。

(一)香料的分类与采集

在传统和香实践中,通常把常用香料大致分为植物性、动物性及辅材三类。香料采集即对天然香料进行收集和初步加工。

1. 植物类香料

植物性香料是香料家族中最主要的部分,约占九成之多,传统上习惯将其以分为花、叶、果、根茎、木及脂六类。每种香料各有道地产区,其采收亦有一定的时节要求及初加工技巧,以力求保留香材的香性。其中植物类香料中最容易被识别的是花类,比如丁香、木樨花、玫瑰、辛夷、茉莉、藏红花等都是生活中常见的花类香材。这类香料的种植通常具有很大规模,比如湖北咸宁的桂花种植、福建福州的茉莉种植、云南昆明的玫瑰种植,都很有代表性。花类香材多采于夏季清晨,收后阴干,禁曝晒。

叶类香材主要有零陵香、艾叶等,零陵香以产于九疑山间舜陵周围者最为道地,现今仍有大量的种植园,古人多用之熏衣,近代稀用。艾叶多用于藏香及端午节香囊制作,在医疗领域应用也较为广泛。采集、种植、加工艾叶在中国各地非常兴盛,代表性的地域比如湖北蕲春、河南南阳等。叶类多采于春夏两季,花未开之前,采后阴干,忌曝晒。

果实类香材可细分为两种:种子类,包括茴香及肉豆蔻等;果皮类,包括梅子、大枣、鹅梨,荔枝等。果实类香材的道地产地各不相同,大枣习用青州所产,鹅梨多用产自冀中南者。果实类香材多采于夏秋两季,种子类采收后阴干,果皮类可蒸晒曝干。.

根茎类香材主要有甘松、玄参、木香、白芷等。根类香材多采于春初或深秋,玄参可切片晒干,余忌曝晒。

木类香料主要有檀香、柏木、肉桂皮、丁香枝等。檀香以印度产为道地,肉桂以越南紫油桂为上品,丁香原产印尼,现广西所产亦佳。木类香材全年可采,采后阴干,忌暴晒。

树脂类香材主要有沉香、乳香、龙脑、白胶香、苏合香等。其中以沉香最为有名,海南岛出产的沉香品质最高,为道地产区。由于野生沉香树资源有限,也有人工种植的沉香树,主要集中在广东、海南一带。广东电白一带香农自古有以采香为业的生计传统。沉香、龙脑全年可采,其余树脂类春、夏两季节割取,采后阴干,有些品种需密封保存。

2. 动物类香料

动物类香料指从动物的分泌物中获得的芳香物质,主要来自抹香鲸(龙涎香)、林麝(麝香)、管角螺(甲香)等动物的分泌物或体表附着物。以龙涎香及麝香为代表的动物类香料,一直是香料家族中最为神秘的所在。这类香料的使用频率极高,但相对用量却极低。原材料的味道都不堪入鼻,稀释几千倍后却能发出令人难忘的异香。动物类香料的采集时间和地点受动物的饮食结构、栖息环境和发情季节等因素的影响而各不相同。这类香料采集不易,因此动物香料历来都是珍贵宝物。随着抹香鲸及麝科动物的濒危,目前学界也不提倡过度使用动物香料。

3. 辅材

辅材类包括炭、芒硝及蜂蜜等,一般不散发出浓烈芬芳气味,在香品制作中有特殊用途,例如蜂蜜赋形兼能防腐,芒硝能祛蜜味。辅材大多全国均产,不拘道地。

总的来说,采香、植香是中国香道文化的上游环节,其中有大量课题值得民俗学、人类学、科技史、生态学展开深入研究。采香不仅涉及中国,还涉及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各民族(包括华人)的采香文化,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阙如。

(二)香料加工与和香技艺

香的制作与用途密切相关,因此衍生出不同的制作类别。严小青曾从农业科学角度归纳了香品形制,包括燃剂、散剂、油剂、水剂、膏剂、丸剂、雾剂和块剂。[ 严小青:《中国古代植物香料生产、利用与贸易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79页。]但这种命名不符合传统制香行业的术语习惯。从民俗学本土知识的田野调查来看,香品制作形制可以分为原生香材、线香、棒香、盘香、塔香、锥香、香丸、香粉、膏香、香汤、香囊、香枕等主要品类。

线香是所有形制中最基础、应用最广泛的品类。线香就是直线形的香,在香粉中添加粘合剂和助燃剂,以便于直立燃烧,烟柱可以直达天际。棒香(竹签香)、盘香、塔香都是在线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几种香品在宗教仪轨、民间信仰、文人香席中使用非常广泛。生活中用的洁净香、蚊香也大多是以上几种形制。

其他香品中,原生香材是保留香料原始外观特征的香片或香块,如檀香木片、沉香块等,主要用于保健和装饰。锥香就是圆锥形的香,燃烧从锥顶开始,在中国南方比较多见。 香丸就是把香粉粘合搓揉成丸状的香,在医疗保健中比较常用。《红楼梦》中的“冷香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香粉就是粉末状的香,又称“末香”,这种香可以在器皿中直接燃烧。比如香印就是用香粉堆积成阳刻篆刻形状加以燃烧。 膏香、香汤(香水、纯露)是流态的香,主要用于医疗保健。在佛教、伊斯兰教等的的仪式中也会使用液态香品。香囊(香包)、香枕(装填有香料的枕头)是民俗生活中非常特殊的物件,在婚恋民俗、岁时民俗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线香、棒香、盘香、塔香、锥香、末香等都是以烧燃方式来用香。燃烧后的香剂会产生明烟。在民间信仰、祭祀典礼和宗教仪轨中,香气敬神敬祖,而烟柱通神通天地,二者缺一不可。在有些地方方言中,直接用“香烟”一词来表示子嗣。线香和竹篾香的制作是制香技艺中较有代表性的,这两种香也是应用最广泛的。 有时也会直接焚烧原生香材,比如青藏高原的煨桑仪式就会直接焚烧青稞、松柏枝等香材。

线香制作目前以华北地区最有代表性,仍保留了传统制作技艺。线香制作的基础是和香。和香就是将不同香料配比和合,制作复合香方。至晚至明代,以线香为代表的和香制作技艺趋于成熟,随着燃香技术的变革,可独立燃烧且烟柱稳定的香品应运而生。线香的制作技术代表了香粉粘合成型、燃香自由稳定的重要技术变革。以北京为中心的传统和香制作技艺得以传承至今,主要是因为明、清两代的首都均为北京。皇室贵族、京畿地区的宗教寺院以及聚集于都城的文人雅士对高质量的线香、盘香等香品有巨大需求。因此明、清两代,许多掌握高超制香技艺的作坊和制香师逐渐聚集到华北地区。

线香的和香技艺主要包括原料加工炮炙、制香两大部分。加工炮炙主要是研磨各种香料和粘合剂,如艾草、松木、柏木、沉香、檀香、榆皮等。该工序使用传统的研磨工具水磨,使用传统的碎石研磨法。制香部分分为六大步骤、二十五个工序,比如和面、出条、上罗、晒香、起香、窖藏等。线香成品的包装也有包括“子”“封”“捆”等的计量单位体系。

棒香也在各种祭祀仪式中广泛应用,其特点是成本低、耐燃烧、烟柱大。目前我国主要的棒香制作地有河北保定清苑县、广东江门新会县、福建泉州永春县、福建厦门翔安区。其中福建永春达浦镇是最主要的制香基地。厦门的香作坊就是从永春迁去的。当然在各大宗教名山所在地也有一些香作坊,比如云南宾川县鸡足山下,就有许多专门制作高香、特大号木棒香的作坊。

福建永春的棒香(竹篾香)制作技艺,主要分九个步骤,称为“九式”。“一沾”,将竹枝香芯沾水,使其能搓上黏粉。“二搓”,搓黏粉(楠木树皮粉)。第一式与第二式合称打底。“三浸”,黏粉浸水。“四展”,将浸水香支展开呈扇形,使香支分开,再均匀地撒上香粉,并借由展开的动作挑出瑕疵香支。“五抡”,展香撒上香粉后,用双手手掌将香束做圆形转动,使香料均匀附着在香支上。“六切”,以右掌和右臂弯抱住香束,让香支圆形转动相互摩擦,在切香过程中将多余香粉抖落,使香支更加扎实。“七晾”,即晾香。“八染”,即染色。“九晒”,重新晾晒,暴晒至完全干燥。这是匠人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制作技艺操作规程,体现了棒香制作不同于线香的工艺特点。

制香技艺是中国香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尤其是在工厂流水线制香的当代,传统制作技艺成为亟待保护和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香市与香料贸易

伴随着香料采集和香品加工制作,香制品流通形成了一个贸易体系。这是研究中国香文化的重要环节。比如我国最著名的香市——广东东莞寮步镇,从明朝开始形成了以交易沉香为主的市场特色,并一直在整个岭南地区乃至东南亚沉香贸易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寮步香市早期由东莞大岭山镇、寮步镇、大朗镇、茶山镇的圩市发展起来。[ 陈消婷:《莞香文化及其产业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6页。]寮步镇香市在明朝时期逐渐形成13条专业街,其中以牙香街为主。香市每逢农历初一、初四、初七赶集。沉香的香气氤氲在香市中,形成独特的贸易环境。这里的沉香主要是电白籍香农从海南、雷州、茂名等地采得,沉香从东莞转运至香港,因此“香港”地名便得名于此。沉香从香港再分运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当然,东莞的沉香主要还是销售到国内各地。2014年,东莞市申报的“寮步香市”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河北安国药市也是一个著名的香市。安国古名祁州,现为保定市辖区。安国药市形成于北宋,是华北地区中药材集散中心。清道光年间安国药市非常鼎盛,有“药都”“天下第一药市”之称。安国药市还有大型庙会民俗活动,祭祀药神。在华北有民间俗语说:“草到祁州方成药,药到安国始生香”。安国的药材中“南药”是一个大宗,而“南药”主要指的就是包括沉香在内的诸香料。2006年,“安国药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另外在一些特殊岁时节点,各地也有名目繁多的药市。比如端午节向来有用香药驱邪避役的传统。《梦梁录》《清嘉录》等古籍都记载了古代的端午节药市。今天广西壮族在端午节有“赶药市”的民俗。例如广西靖西县在每年端午节都有大规模端阳药市,影响到周边滇、桂两地的壮族民众。靖西药市主要出售艾叶、菖蒲、雄黄、首乌、金银花、香椿等香药。

香料运输的路线也是香文化研究中重要的文化遗产。从东莞南达香港、南洋,北到安国,从而形成了一条香品、香料运输的路线。类似这样的路线还有许多。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正是西域香料运到中国的最主要线路。欧洲、西亚、中亚的香料通过西域和河西走廊运输到东亚内陆地区,而西洋、南洋的沉香等香料通过海上航路运抵东亚沿海各港口,印度的香料通过海路运输到西亚、欧洲、非洲。西学对此论域已有不少成果,如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的著述[(加拿大)卜正民(Timothy Brook):《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香料贸易、佚失的海图与南中国海》,黄中宪译,台北:联经出版,2015年。]便是典型一例。“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古今商贸网络上,香料贸易、香文化交流的文献、实物、事例非常之多,并且内中交织着政治、经济、宗教、医药、交通各个方面的信息,是一个大课题,笔者有另文专论。[ 张多:《香之路:超越香料范畴的“一带一路”香文化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香品贸易的“线路文化遗产”是整个香文化流通环节的关键部分,在中国香文化研究中有重要意义。

三、香事:中国人用香的文化实践

香事指的是以用香为中心的文化实践。首先是香器,器物的使用直接关系到燃香的形式与意义。其次是历代文人或风雅群体所形成的以品鉴香为核心的文化活动,包括雅集、香席等。再次是宗教信仰仪轨中的的香事,包括礼拜、进香、修行、朝山等。又次,香药在中国传统医药中也得到广泛应用,以香药为核心的医疗保健也属于香事。最后,民俗生活中对香品的运用也催生了民俗香事,比如驱邪避疫、居家净化、人生仪礼、岁时民俗等。总的来说,中国人的传统香事是一个多层面的文化实践体系,也是香文化的主要研究领域。

(一)因香而作的香器

香器是所有与品香、燃香直接相关的器具的统称。在通常的燃香类香事中,香炉是最基本的香器。汉代博山炉和明代宣德炉就是各领风骚的两种标志性香具器形。

在陶器时代,被用作礼器的陶器就包含燃香或盛放香料的功能。先秦时代的青铜器则发展出更为专门的香炉器,比如西周的一些青铜簋就是用于盛放香品祭祀。有的青铜器铭文还记载了用香料祭天的仪式。

汉代博山炉的发展极大推动了中国香文化进程,尤其是燃剂香料的使用得以普及。而博山炉器形本身的工艺美术就和其使用者的文化品味、社会地位息息相关。香器也因此具有了独立的艺术价值。博山炉以豆形器造型为基础,炉盖多模仿海上仙山之一的“博山”,工匠将炉盖铸造成镂空重叠的山形,香烟缭绕期间而自成乾坤。博山炉的造型艺术与当时社会盛行的黄老思想和玄学思想相契合,模拟了一个海外仙境的意象,象征理想世界。

明代宣德炉造型沉稳大气、简洁明快,器形像鼎,两侧有耳,有拟古之意。宣德炉铜质古雅、烟气规矩,体现了明清社会“实际致用”的社会风气。宣德炉可方可圆,器形变化多样。到清代依然是香炉的主要形制。宣德炉除了铜制,还有玉、瓷、铁、金银、珐琅彩等材质。其中陶瓷香炉主要产生于宋代,将瓷器文化与香文化融为一体。瓷器因成本相对较低,成为香炉生产的大宗。

以品鉴香品为中心的文人香事,还发展出了名目繁多的香具。其中常用的比如银叶、羽帚、侧灰押、火筷、香铲、香插、闻香炉等。这些香具都是为了便于焚烧香料,规范烟气,从而将燃香祭祀演化为文人雅集,拓展出一种嗅觉品鉴娱乐文化。尤其是香插,因其小巧方便移动,成为线香品鉴的重要组成部分。材质、形式各异的香插大大增添了香事活动的艺术性和趣味性。

还有一些香器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比如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葡萄花鸟纹银香囊。这个香囊壁用银制,总体呈圆球形,通体镂空。球体内中线均分成两个半球,上下半球以子母扣套合。球体内设双层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机环与球壁与外层相连,内层机环内放置金香盂。整个球体可自由转动,无论外壁球体怎样转动,金香盂都保持水平,里面的香料不会洒出。这个银香囊的葡萄纹体现了其西域文化的特点,其工艺巧夺天工,乃唐代金属香器工艺的巅峰之作。

(二)文人品香及其香方

文人品香是中国香道文化中特殊的一面。从“诗骚”开始,历代文人都非常偏爱香事。甚至历代重要诗人,几乎都有关于香的诗篇。香事与香诗是中国文人香道文化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历代文人中,唐宋文人极为热衷香事,尤其是宋人黄庭坚堪当其中的“香圣”。

唐代随着中国外交往日益密切,薫香仪式成为国家典礼、文人聚会和宗教仪轨的必备仪式。“熏”是一种重要的行香方式,《说文》中解释为“火烟上出也”。[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页。]熏香通常不燃烧香料,而靠天然香气熏染。直接燃烧香料的行香方式称为焚香。唐代文人、宗教家的香仪随着遣唐使和东渡高僧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地。

有宋一代,文人文化高度发达,雅集成风。宋人每逢雅集必焚香唱和,把香入诗入文。苏轼、黄庭坚、李清照等著名文人便是文人品香的典型。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甚至有专门的“刘氏沉檀拣香铺”。

宋代文人品香的代表当推黄庭坚。黄庭坚是历代香文化实践的集大成者,不仅留下许多香方,还有很多咏香作品。其作品中记载的香方有:汉宫香诀、意合香、意可香、深静香、荀令十里香、小宗香、婴香、百里香、篆香等。其中意和香、意可香、深静香、小宗香最为知名,合称“黄太史四香”,被宋人陈敬收于《陈氏香谱》中。黄庭坚爱香、泳香、事香,“黄庭坚与香的关系,堪称是宋代文人与香关系的缩影”[ 陈才智:《尘里偷闲药方帖——黄庭坚与香文化之缘》,《中国俗文化研究》第1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他自己都说:“天资喜文事,如我有香癖。”[ [宋]黄庭坚:《贾天锡惠宝熏乞诗作诗报之》,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9页。]他被后世人尊为“香圣”。

古代文人品香有多方面的需求,或风雅、或日常、或修行、或通神。文人们对香的热衷,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癖好。一方面,香通窍的本质与文人的精神追求契合,往往能激发思想灵感。另一方面,文人品香背后是每一个时代社会发展的缩影,尤其是香的采集、流通、制作、品鉴无不与交通、外交、工艺、农业、贸易、文学相关联。当代中国兴起的“品香热”,也是颇值得注意的时代性文化现象。可以说,民间用香与文人品香大大推动了香文化的普及、传播与发展。

(三)宗教信仰语境中的香仪

中国本土民间信仰活动中用香极为普遍,且始终居于祭祀仪式的核心位置。在北方著名的民间信仰圣地山东泰山、北京妙峰山、河北青岩山,每年都有规模庞大的香会。各地的香社组织每年都会朝山,其朝山路线、进香的程序、祭拜的规则都形成了传承有序的民俗制度。

香火、香烟是衡量中国民众的民间信仰的核心概念,“香”在这里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方面,香可以通天、通神,另一方面香也是神祇反馈信众的重要渠道。丁谓《天香传》就言明香之为用,首先是“奉神明”。[ [宋]洪刍:《香谱》,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下《香文·天香传》。]英国汉学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曾指出:“香是被当成有其自身权利的一种媒介,同时它也是一种表示尊敬的象征。”[ [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正如前文所述,“香”和“烟”是一体两面的两个因素,缺一不可。民间信仰中对于“香”和“烟”的观念,涉及到理解中国民众宇宙观的核心问题。新年到来时到寺庙中上“头香”在21世纪已经成为非常突出的民俗现象,这些现象背后同样蕴意着深刻的香火观念。

香同样也是中国五大宗教中核心性的宗教用品。佛教、道教用香最为普遍,线香、盘香、竹篾香、塔香都是常用的燃剂类香品。佛教、道教用香不仅有通神的功能,更有辅助修行的作用。香能通窍,最适合修行的环境,帮助教徒参悟宗教境界。有些著名的佛教、道教寺观,有专门的制香作坊供应香品,这些香铺会到寺观所在的山林采集香料植物。藏传佛教的用香更有特色。在煨桑仪式中,藏族民众使用青稞、柏枝作为燃剂香料,但是却不用艾草。因为他们认为艾草的气味并不是“香”的,而青稞则是最能体现“香”的气味。这种谷物为香的文化观念非常古老,与先秦时期黄河流域人群的观念有很深渊源,有甲骨文“香”字为证。藏族民众还利用青藏高原特有的香料,结合中原制香技术,发展出藏香文化。

伊斯兰教同样习惯用香。在各种宗教仪式中,除了燃剂,也常用油剂、水剂、雾剂。《古兰经》的若干注解经典中有大量有关香的论述。比如《太夫西勒克比日》记述:“若是举意为了遵行圣人的圣行而在清真寺大殿里点香、家中点香、身上洒香水,那么这是顺服真主,在后世,他的气味比麝香还香。”[ 见《太夫西勒克比日》第一册第679页,利雅得: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厂汉译本。]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撒拉族等穆斯林民众进清真寺礼拜时,都要在身上喷涂香水。这一方面时为了尊重别人,更重要的是香气能体现伊斯兰教平和、顺从的宗教精神。穆斯林去世后,清真寺处理遗体时也会使用香料促进防腐。中国许多清真寺也会设置各种形制的香炉用来燃线香,礼拜、主麻、节庆活动都会用到线香。

基督教、天主教使用香油、香水、雾剂居多。乳香是基督教、天主教常用的一种香。出产乳香的植株名为熏陆,为橄榄科常绿乔木,其凝固树脂即为乳香。天主教做弥撒时有献香仪式,就用的是乳香。弥撒时将木炭烧红,于其上撒上乳香,同时颂经,并祈祷。

香对于民间信仰和五大宗教的研究是一个重要议题。当然,中国其他宗教比如东巴教、萨满教、祆教等也是香文化研究的范畴。对于宗教文化多元、香料多元的中国而言,香与宗教关系的探讨需要多学科介入。

(四)传统医药中的香药

大多数香料都有药用价值。中国药学家在很早的时期就发现香料植物并将其运用到临床实践。比如成书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对前代药学实践系统总结,其中已经出现了对三十多种香料药用价值的记录。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记录了二十多种香料。在中药学当中,自古有“香药同源”的观念,可见芳香植物普遍具有显著医疗效用。合香的基础方法也正是建立在中药“君臣佐使”的配伍方法之上。

中医药对香料植物的运用,主要着眼于香料植物通窍、解表、化湿的特点。比如艾叶燃烧后的香气能够迅速将药物成分、热力传导进人的肌体,既能有效治疗许多偶发疾病,也能在慢性疾病的临床实践中发挥作用。古往今来,以香药为主的单方、验方、方剂数以万计。至今常用的也数不胜数,比如藿香正气水、十香止痛丸、九制香附丸、麝香止痛膏、香砂平胃散等。还有一种特殊的闻药,用鼻烟壶原理将末香药物直接用于鼻部治疗。天津益德成闻药于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香料在中医药当中除了治疗,更多地在预防医学、养生保健当中发挥重要最用。比如青蒿,古代已经将青蒿用于预防瘴疠之气对人体的损害。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教授正是在古代青蒿药用描述的启发下,为抗疟疾药物青蒿素的研发找到突破口。中国人还将樟脑、冰片用于防虫防蛀,将紫苏用于取出腥浊,将艾叶、菖蒲用于消毒杀虫。除此之外,黄精、白术、当归、麦冬等香药也常被用于日常养生。各种芬芳花卉,更是点缀于中国人的园林中,自成一派独特的花艺、盆景园艺文化。

中药理论讲究“道地药材”,而这也是香文化的重要基础。不同的环境生长出的香材差别很大,因而用途、价值也千差万别。天地五运六气对药性有微妙的影响,比如同样是沉香树,广东、云南、海南、越南、菲律宾的沉香树所结出来的香就有很大差别。而海南沉香也因为独特的生长环境而与众不同。正是中国时间文化和空间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药物香料资源的丰富性。

中医药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以生理学为基础的医学,它是一种指向生命观、健康观的系统文化。研究中医药中的香药,也应当从传统文化的整体出发,理解香药与中国人医学观、生命观之间的深刻关联。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丰富的少数民族医药文化和民间医药文化,比如藏医药、傣医药、苗医药、回医药等等医药知识体系,都有丰富的香药医疗知识。2017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就是“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与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香药浴疗法。香药文化已经超出了狭义的医学范畴,而涉及到中国文化对生命、宇宙的认知与文化实践。

(五)民俗文化中的香俗

香不仅是神圣的媒介,也是日常生活中常备品。民间围绕香发展出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文化。从驱邪避役到驱虫保健,从表达思念到表达爱情,从居室清洁到宴饮娱乐,无处不有香的身影。以香料为核心的化妆品所衍生出的美妆文化,更是民俗研究的一大领域。早在1970年代就有郑尊法《香料及化妆品》[ 郑尊法:《香料及化妆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等研究著述。

中国人许多重要的节日都要用香。春节祭祖要进香,常用竹篾香、线香或盘香。清明节扫墓也要上香。端午节是一个充满香的节日。从门口悬挂艾叶、菖蒲,到身上佩戴香囊,都是香文化的体现。中秋节还要用桂花制作桂花露、桂花酒、桂花糕,祭月时也要上香。

祖先崇拜是中国民俗信仰中核心的价值要素,而祭祖一定要上香。香火、香烟不仅是沟通祖灵的媒介,也是家族兴旺的象征。宋代大儒朱熹编写的《家礼》中详细阐述了祭祖礼制的实践规则,其中明确记录了祭祖仪式要备齐香案、香炉、香合、香匙、火炉,仪式的主要环节都要焚香。[ [宋]朱熹:《家礼》,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7-533,571-578页。]在中国人的年度生活中,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关乎到仪式背后的文化合法性以及承载着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在表达爱情、亲情,表达祝福,表达思念的时候,中国人往往会选择香囊作为信物。香囊、香包在家庭生活中寄寓着人们对美好情感的珍视。甘肃庆阳的香包文化就很有代表性。香包又称荷包、香囊、佩帏、容臭,庆阳方言俗称“绌绌”或“耍活”。庆阳香包按照剪纸图样在丝绸上线绣出各色图案,然后缝制成各种的造型。香包内填充丝棉、香料。香包寓意吉祥、幸福、平安,也可禳灾避邪、祛病,也可寓意求子、延寿。从2002年开始,庆阳市每年在端阳节期间举办“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2006年,庆阳香包绣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香料也是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烹饪常用到的香料非常多,比如桂皮、茴香、八角、苏叶、胡椒、草果、丁香、肉豆蔻、芫荽、薄荷、白芷、黄芪、陈皮、甘草等。香料对中国各大菜系的口味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有时候甚至对菜品口味起到标志性作用。比如傣族的香茅草烤鱼、蒙古族的手把肉、川菜麻婆豆腐、粤菜陈皮鸭等,都是因香料而成型。许多调味秘方更是仰赖香料的运用,比如回族的十三香、傣族的撒撇等。研究饮食民俗,必定绕不开香料。

日常生活中的香文化是中国香文化的基础,是香文化活态传承的根本保证。香俗的研究也必须在生活文化的立场上探究中国人与香的文化关联。目前民俗学研究中涉及到香文化的成果不少,但以香本身为中心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学术探讨空间。

四、香道: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嗅觉文化

中国香道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对中国香文化精神层面内涵的概括,其“道”的哲学基础源于中国古典哲学。日本自唐宋时期学习了中国香道仪轨之后,逐渐发展出日本的本土香文化,在其近代学术中也对“香道”概念进行了理论抽象,[ 这方面著作比如,早川甚三:《香道》,東京:八雲書林,1943年;杉本文太郎:《香道》,東京:雄山閣,1984年等。]但是日本“香道”概念更多是着眼于香会雅集的狭义概念。相比日本香道,中国香道所体现的嗅觉文化厚度更为深广,文化涵括更为丰富。

从时间线索来看,中国香道早在先秦时期就普遍出现于祭祀仪式中。从《离骚》诸多芳香植物诗句可以看出那时人们已经将香草移植到园圃中。[ 严小青:《中国古代植物香料生产、利用与贸易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页。]到了汉代,香道向生活领域扩展,并且域外香料的传入也加速了复合香料配制技术的成熟。这时在许多一般性正式场合都会焚香。汉代著名的香具“博山炉”则标志着中国香道在汉代已经走向成熟。这一用香实践的粗线索,与香道诸般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

(一)文学世界中的香诗与香文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大量咏香诗歌,也有不少涉及香事的文章。在《诗经》《离骚》中,涉及大量香草植物的文学意象。这方面研究成果已有许多,此不赘述。后世诗人的咏香诗歌创作则更为丰富,其中唐宋诗歌的咏香诗与人文香事的发展有密切关联。比如江淹《藿香颂》、李白《赠宣城赵太守悦》、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文徵明《焚香》等。

宋代著名学者黄庭坚在中国香道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黄庭坚在品鉴、评论各种香品上有独特见地,并且创作了大量咏香诗歌。比如:

衣篝丽纨绮,有待乃芬芳。当念真富贵,自熏知见香。(《贾天赐惠宝熏乞诗予以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十字作诗报之》)

熏炉宜小寝,鼎制琢晴岚。香润云生础,烟明虹贯岩。法从空处起,人向鼻头参。一炷听秋雨,何时许对谈。(《谢王炳之慧石香鼎》)

险心游万仞,躁欲生五兵。隐几香一炷,灵台湛空明。(《贾天赐慧宝熏乞诗予以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十字作诗报之》)

黄庭坚在咏香诗歌中所表达出来的香事之内涵,深刻影响了日本香道。在日本香道中非常流行“香十德”的香道精神守则,即:“感格鬼神、清净心身、能除污秽、能觉睡眠、静中成友、尘里偷闲、多而不厌、寡而为足、久藏不朽、常用无障”。[ 关于“香十德”的考证,历来观点颇多,本文采信陈才智的考辩,他认为是日本香人对黄庭坚等中国文人品香文化的一种总结。陈才智:《尘里偷闲药方帖——黄庭坚与香文化之缘》,《中国俗文化研究》(第1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十德”是佛教常见的用语,香十德也是中国香文化对日本香道潜移默化影响的例证。

当然,除了黄庭坚,古代文学中的香文学体量极为庞大,比如清代小说《红楼梦》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历代香道文化之集成者。从《红楼梦》中可以窥见中国香道千年发展积淀的文化内涵,涉及到香道文化的各个方面。近年来也有一些学位论文探讨宋词中的香文化。有鉴于本文并非专论,此不赘述。

除了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中也有不少以“香”为文学意象的创作实例,比如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就以香为隐喻和引子,书写了战前香港的人性与社会。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小说《檀香刑》也涉及到以香为媒介,书写残酷的社会现实与悲壮人生。这些涉及“香”的现当代文学书写,一直以来并不为文学研究者所注意。

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中的香诗、香文也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有的是以香为媒的情歌、有的是以香为线的民间故事、有的是以香为象的史诗吟唱、有的是非汉语书写中的香文化。这些都有待开展专门研究,以全面展现中国香道的文脉与艺术。

(二)文献承传中的香典与香论

中国古典文献中对香文化的论述,有专门著述和零散著述两类。零散著述出现较早、历史跨度大。这类著述从其时间的所指上,可以追溯到对古典神话中神农尝百草的口头传统的记录。而从其时间的能指上看,以“诗骚”和《山海经》中的香料植物记录为先。这类零散记述,涉及到经史子集、写本文献等各类典籍,虽然记述简略零散但范围很广,不容忽视。专门著述中,以香诗歌、香论和医药著述为主。香论著述的代表作比如范晔《和香方序》、郑玄注《汉宫香方》、丁谓《天香传》、沈立《香谱》、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香篇》、颜博文《香史》等。医药专书比如《雷公炮炙论》《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滇南本草》《海药本草》《四部医典》等。

香论著述在各类香文献中,最能反映对香道研究的学理性思考。目前所见最早的和香之论是南朝范晔的《和香方序》,见于《宋书》。这也是在汉魏时期比较自觉的有关香道文化的学理性论述。他对香料与和香之法做出准确分析,比如他说沉香“沉实易和,盈斤无伤”,就归纳了沉香非常适用于和香的原因。可惜的是范晔所撰《和香方》今已亡佚。汉代还有郑玄做注的《汉宫香方》存世,也是珍贵的早期香方著述。唐代的香学著述有虞世南《北堂书钞·香炉》、冯贽《南部烟花记》等短篇存世。《大唐西域记》有“法华诸香”的记载,记录了须曼苒华香、旃檀香、沉水香、多伽罗香、华树香、曼陀罗华香等佛教香料。

唐代香文化在敦煌的文献和壁画中有较多反映。比如敦煌文献中S.4329号《美容方书》、P.2565号《羊髓面脂久用香悦甚良方》就是熏香美容一类的药方。敦煌佛经中也有如P.3230号、S.6107号《佛家香浴方》这样的宗教用香方。敦煌壁画中有许多香炉和熏香的图像,也集中反映了唐代用香之盛。在敦煌学研究中也有学者涉及到香文化,如姜伯勤[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与香药之路》,《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下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7-948页。]、饶宗颐[ 饶宗颐:《论古代香药之路——鬱与古熏香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73-377页。]、廖浿晴[ 廖浿晴:《敦煌香药方与唐代香文化》,《敦煌学》(第26辑),台北,2005年,第191-214页。]等的研究。他们提出的“香药之路”也侧面说明丝绸之路上香文化交流的繁盛。

宋代是中国香道研究史上的一个高峰,佳作迭出。宋代用香之道极为繁盛,从贵族、宗教到民间莫不爱香。尤其沉香“香远益清”的品格非常契合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1974年泉州出土的南宋货船,就有大量降真香、檀香、沉香,甚至重达四千七百多斤,可见当时香料需求量之大。在《清明上河图》中也有专门从事香道服务的“香人”。在研究著述方面有前文提及的丁谓、沈立、范成大、颜博文的香论,以及洪刍《香谱》、周去非《岭外代答·香门》、曾慥《香谱》《香后谱》、叶廷珪《南番香录》《名香谱》、赵汝适《诸番志·志物》、陈敬《陈氏香谱》等。

丁谓的《天香传》是对沉香品质进行研究的代表作,书中不仅对海南沉香“味清”“烟润”“气长”的特质进行分析,还对海南沉香制订了“四名十二状”的创造性分类,将海南沉香奉为优品。他提出了对海南沉香“清远深长”的品评标准,从而建立了海南沉香在嗅觉审美上的独特价值。

宋以降至明清时期。以宣德炉为标志的代表性香具,显示了有明一代香道文化的特色。明代理学家们流行“坐香”,佛教兴“课香”,都推动了明代香道的发展。敦煌文献中也有这一时代的医学文书,比如B59:81号元代藏文残片就记载了姜黄、刺柏、诃子、藏木香等香方。但这一时期的香论专著较少,多为零散记述、文人诗文和医药书。代表性的香论有明人周嘉胄的《香乘》、朱权《焚香七要》、高廉《尊生八笺·燕闲清赏·香论》等。其中《焚香七要》规范了文人用香的法度。清代香学著述还有檀萃《滇海虞衡志·志香》、李调元《南越笔记·志香》、王欣《青烟录》、万泰《黄熟香考》等。

晚晴至1980年代,是中国香道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低谷。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剧变、文化格局调整、化学香料出现、机械生产出现、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等众多原因叠加,导致传统香道文化迅速衰落。与之相应地,香道研究也停滞不前。为数不多的著述多为方志中的记述,如1921年版的《东莞县志》中的莞香部分。1930年代出版了一批化学香料方面的科技著作。与中国香文化衰落相比,这一时期日本的香道研究蓬勃发展,形成了具有他们自身特点的香道之学。20世纪前半叶日本的香学著作有《四季杂香铭集》(1922)以及诸多版本的“香药”“香字”抄本等,而到1950年代之后,日本香学研究的著述越来越多。

2017年5月,在中国民俗学会、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多家机构的支持下,由李良松、孙亮主编的三十六卷本《中国香文献集成》[ 李良松、孙亮主编:《中国香文献集成》(三十六卷),北京:中国书店,2017年。]出版。这部“集成”汇集西汉至民国的香道文献,堪称中国香道研究史上的里程碑。“集成”分为四个部类:古代香文献、本草香文献、域外香文献、民国香文献。其中包括专著、专文、辑录、节选的文献,多为原版影印,域外文献均为汉文或汉译文献。

(三)中国香文化的“哲”与“思”

“道”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尤其在指涉宇宙观、自然观、人观方面有特殊哲学内涵。“道”既是人类认知时空与自身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这种认知得以实现的方法论。中国传统哲学常用“艺”和“道”来概括物质与精神,“载道”也成为各种技艺所追求的高级目标,香道也不例外。

中国香道所承载的精神追求,主要体现为“合和天下”“明德惟馨”“通天连心”“一气充塞”的精神特质,契合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焚香、熏香、进香所体现的象征思维,正是中国古典哲学中关键性的“气”的宇宙观。“气”的哲思是中国古代存在论的主要形态,气论代表了中国哲学从物质性范畴解释世界构成的努力。[ 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1页。]香气就是宇宙间那天人一体的气息,体现了中国人“一团和气”的整体思维。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有一类兄妹婚神话。兄妹婚神话的核心母题是“合烟卜天意”,也即洪水后的孑遗兄妹通过点香烟后烟气合拢为卜,重新繁衍人类。“合烟”原本是自然现象,但在兄妹婚神话中,烟气相合代表天意,也象征人类生机。因此后世也常常以“香烟”表示子嗣。在神话意象体系中,“合烟为卜”内涵着“和合天人”“和合天下”的思想观念。

香作为一种中国嗅觉文化,代表君子之德,故有“明德惟馨”的思想。高尚的德行往往能让人感到舒适,也能让周遭氛围受到熏染,就如馨香满室。而高尚的德行也像香气那样若隐若现,并不是显在的实体,谓之修德不易。中国文化对社会个体的高级要求便是“道德”,而香文化实践正是从嗅觉层面象征与强化这种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

“香”除了表征人的道德,也代表天人之际的沟通。在宗教信仰语境中,进香要达到的直接目的便是将人间讯息传达到天际神界。张珣认为:“香火是神明灵力的显现。……然而,徒有香火不成灵力,还需有人(agent)的动作与心灵能力的参与,才能使香火成为灵力。”[ 张珣:《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信仰的香火观念与进香仪式》,《民俗研究》2015年第6期。]“香”在许多特定民间信仰实践中,既是信仰团体的代号,也是信仰行为的代号,甚至可以是信仰目的的表征。比如各地庙会的朝拜组织常常叫“香会”“香社”,庙会领袖常被称为“香头”,祭祀行为常被称为“进香”,有时以占卜为目的民间信仰实践也被叫做“看香”。“香”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常常被认为是能够传递人间诉求的媒介,也被认为是得到祖先、神祇反馈的媒介。

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哲学中,香气也往往是极乐世界的重要标志。作为嗅觉的“香”常常代表了宗教观念中美好、善意、解脱、和平、圆通等具体概念。这些概念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与本土的香文化观念相结合,于是发展出丰富多样的中国宗教香文化。


五、结论:构建中国香学的可能性

香文化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尤其在文学、宗教、哲学、民俗、艺术、医学、工艺等传统国学门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一种着眼于人类嗅觉感官的文化,中国人的香文化经过数千年实践已经发展为一门专门学问。香对于中国人而言,绝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雅兴,相反它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宇宙、自然、人类认知的核心问题。从考古发掘来看,至少在距今六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用“烧燎”香料的方法进行祭祀,因此“香”在整个中国文明史进程中,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

中国香文化作为一个多学科参与的研究课题,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一方面,用香涉及到传统文化中大部分重要领域,比如思想史、医药、宗教、文学、哲学、艺术、民俗、典籍、经贸、交通、外交等。这需要来自各个不同专业领域的力量开展合作研究。另一方面,“香”本身就是统摄性的文化关键词,它对理解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多样性有重要意义。

中国香文化研究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缺憾。其一,香是中国传统文化诸般门类中的研究冷门,但其文化意义重大,因此亟待跨学科研究力量跟进。其二,现有的研究多数从“文化史”的宏观角度概述香文化的发展史,并未深入到各个具体论题做出扎实的专门研究。尤其是民俗事象、宗教用香、制香技艺等方面缺乏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其三,香文化研究中的基础研究尚未得到夯实,比如文献校勘、文物考订、民族志研究、历史分期等问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四,域外研究成果译介不足,与国际学界对话不足。基于这些可提升空间,并基于前文的框架性阐述,构建一门中国的“香学”具备可能性。

作为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纲领性概括,本文力图在香文化整体的视域下,突显这一论域的研究潜力,指出一些基本研究方向与方法。香学研究不是一个单纯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更需要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生物化学、农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参与。若要全面厘清中国香文化的研究领域,尚任重道远。希望本文抛砖引玉,能促进中国香文化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