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 周 郢：泰山香税制度新证

摘 要：香税是明清时期官方对朝山香客征收的一个特殊税种，以泰山税额最巨、影响最大。泰山香税的征收，可溯源至宋代，其管理权历经了由东岳庙令、奉符县令到袭庆知府的演变过程，反映出岳庙香钱在官府财政中日渐重要，最终促成其管理权上移。时至元代，尽更宋制，香资改由道士掌管。明代，镇守地方的宦官与当地官员围绕香税发生矛盾和管理权的争夺，明前期香税主要由泰安州管理，明中叶正式启征泰山（入山）香税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设置了专司香税的总巡官与分巡官。入清之后，香税管理体制又有重大变更，先是在泰安州下增置总巡厅，专摄香税事务。到了乾隆朝，由于多种原因，香税制度被废止。新发现的税票实物可以证实，晩清香税复征，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而非朝廷，反映出当时财政的窘迫及财政大权的转移。

关键词：香税；香客；香钱；泰山

 *基金项目：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泰山道教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4CZXJ22）、“泰山石刻法制文书的整理与研究”（13CLSJ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郢，男，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研究员（山东泰安 271000），主要从事泰山历史文化与文献研究。

所谓“香税”，乃是明清时期官方对朝山香客征收的一个特殊税种。当时征收香税之名山虽有多处，但若以税额之巨、影响之大而论，当首推东岳泰山，因之泰山香税便成为备受史家关注的论题。明清时记述者已不乏其人，开此研究先河者为王次通先生之《泰山香税考》，惜原文已佚①。此后，日本汉学家泽田瑞穗不仅对泰山香税置废始末及征收数额作了考论，还对正德开征香税之前的元明香钱问题予以关注，并特别留意了香税裁革后的“扫殿”制度②。韩光辉系统考释了泰山香税的源起、税额、征收和使用情况③。成淑君则从一个侧面分析了香税对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的积极作用④。蔡泰彬不仅以详尽的史料探析了泰山与太和山香税的意涵、征收、管理与运用情况，且首次区分了两种泰山香税（入山香税与顶庙香钱）的不同性质，认为“前者为强制性，对朝山香客课征一定金额的税收；后者则是随香客意愿，自由奉献神明，没有定额”⑤，颇具启发意义。邱仲麟的最新研究利用多种数据库，对四部文献作了几尽竭泽而渔的检索，在此基础上对泰山香钱被官方监管及入山报名香税始征的时间，混施香钱之扫殿制度的发展，万历至雍正间香税的税率变化，总巡官与分理官的设置情况，山东地方官府香税分配款的运用等，重加考索，使乱若丝棼的香税沿革渐次明晰⑥。

纵观以往研究，由于一些重要史料的缺项，关于香税的几个关键环节仍眉目不清。笔者依据最新发现的泰山石刻资料，对诸家研究作了订补（因邱仲麟文最后出，且史料搜集最为完备，故本文主要以邱文作为订补对象）。

一、宋元香钱之制度

泰山香钱的征收，可溯源至宋代。泽田瑞穗与邱仲麟均注意到北宋赵鼎臣《游山录》中所言东岳庙“决水池中所投物，籍而归之观中，县吏察焉”［1］624，认为这是政府管控泰山香钱的较早记录。邱文并据《宋会要辑稿》所记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泰山庙每岁四方之人所献物色……其后本处官吏取为月俸”，将其制远溯至真宗一朝。

而据笔者新发现的史料，北宋泰山香钱的管理权，历经了由东岳庙令、奉符县令到袭庆知府的演变过程。其证见于南宋杨万里所撰《中奉大夫通判洪州杨公墓表》：

公讳存，字正叟，一字存之……授知袭庆府奉符县。奉符，岱岳祠廷在焉，仕者相传，以为膏腴之邑，令与祠官同掌其利，故前令多墨。公为置策书，凡四方之民捐金钱以奉香火者，皆书之，属之祠官，隶之府廷。［2］1999

墓表作者杨万里为杨存曾侄孙，杨存知奉符县时，东岳庙香火钱系由东岳庙与奉符县实行双重管理，故而前任知县得以伙同庙令大肆贪黩。杨存到任后，改革旧制，设置“策书”（登记簿），凡捐施财物皆由庙令负责记录在案，而财物则“隶之府廷”，即将香钱的管理权移交袭庆府，“已无与焉”，奉符知县不再参与管理。墓表称杨存“授知袭庆府奉符县”，兖州改袭庆府事在政和八年（1118年），则杨存改制时间应在政和之后。这次改制虽事出偶然，却反映出岳庙香钱在官府财政中日渐重要，最终促成其管理权上移。

金代五岳庙管理体制发生变更，废除庙令而属之道士。《大金集礼》卷三十四《岳镇海渎·杂录》载大定之制：“大定十三年，送下陈言文字：该嵩山中岳（庙）乞依旧令本处崇福宫道士看守。礼部拟定：委本府于所属拣选有德行名高道士二人看管，仍令登封县簿、尉兼行提控。蒙准呈。续送到陈言文字：该随处岳镇海渎祠……乞选差清高道士专一看守。契勘岳镇海渎系官为致祭，祠庙合依准中岳庙体例，委所隶州府，选有德行名高道士二人看管祠庙。”［3］264东岳庙由道士主持，为庙制一大变革。此时香钱是仍归州府还是委之道士，史料中缺乏记述。但时至元代，尽更宋制，将阖庙香资悉付之道士［4］206。除去泽田、邱氏文中所引顾炎武《山东考古录》之说外，更有第一手资料堪为证凭。元代政书《通制条格》卷三十《营缮》“岳祠”条：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中书省。御史台呈：近为东岳庙荒废不曾修理，合从朝省选差有德清洁道士，主管祠事。仍与本处官司，一同收管每岁香钱，公支使用，其余污滥道众，悉皆遣退。行据集贤院备道教所呈：“除差廉干道官充提点，及将不应道士遣退外，据香钱一节，累奉圣旨节该，令本庙住持提点道官管领，就用增修庙宇。”［5］742

御史台本意是要求本地官员与道士同掌香钱，但集贤院援引圣旨，“香钱”令本庙住持提点道官管领，将州府排除在外，足证顾炎武所说“是时香钱，固未尝以入官也”［6］36。又元人徐世隆《岳阳重修朝元观记》：“天倪承命，遂鸠工抡材，虽时经凶年，亦勉力成之，其费皆出会真常住，岳顶香资，掌教所助净财，支用殆尽。”［7］650天倪即泰山住持道人张志纯，其修庙动支经费中包含“岳顶香资”，可见是时泰山香钱确由道士所掌握。

二、明代香钱之争夺

明代泰山香税（入山门票）征收，传统的说法是启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山东镇守太监黎鉴之奏请。邱仲麟对此作了周密考证，认为“自成化初年起，泰安州官员开始加以监管（包括东岳庙与玉女祠等）。百姓这笔宗教性的捐款，至晚在弘治年间已被官方征用，成为地方财政的预备金”。而“黎鉴应该是欲直接掌握泰山香钱的征收，而非‘创造’入山报名香税的制度”。邱文关于黎鉴“欲直接掌握泰山香钱的征收”这一推论，笔者在明人黄瓒疏中获得直接证据，引录于下：

《公务疏》：正德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节准工部咨：该本部题：看得太监黎鉴乞降敕旨，自请提督收受香钱，雇觅夫匠置买物料修理庙宇一节。但该司查有前项题奉钦依已经咨行都御史黄瓒会同委官修理，再难别议。……该本部题奉圣旨：“泰山香钱既所委官不能体悉公议，还着镇巡等官，或亲临、或差人不时点视，毋得乘机浪费。会案官日久不报，着回话来。其神所有废，以时修理，钦此。”钦遵合咨前去。烦照本部题奉钦依内事理，钦遵及转行钦差镇守山东兼管临清御马监太监黎鉴并布按二司、守巡等官一体钦遵施行等因。备咨到臣。卷查正德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先准工部咨为乞恩存留香钱修理岳庙山路以崇香火事，该本部题看得镇守山东地方太监黎鉴奏称岳庙道路，年久倾颓，要将本庙岁收香钱，颇勾修理，不须动扰地方，买办物料，及要降敕提督修理一节，为照东岳泰山为国家应祀正神，庙宇损坏，固当修理，但本山香钱，递年俱系山东布按二司、巡守官员督同州府委官人等收受毕，日量留供应香火外，其余钱粮俱送本布政司贮库，以备军卫有司并王府官吏准折俸价支用。缘今山东连岁兵荒，官民困敝，仓库空虚，全赖香钱，较之往年，十无二三，所据前议，相应区处。合无候命下之日，本部备行巡抚山东副都御史黄瓒公同镇守太监黎鉴，会委彼处布按二司、巡守官员，督同府州委官，将正德十一年本山香钱照旧收掌。［8］155-157

 这篇公文，系镇守山东太监黎鉴与工部及山东巡抚黄瓒关于泰山庙工的一番争议，其中涉及泰山香钱的管理，尤为关键。首先说黎鉴之题奏。明初朝廷大量派遣太监镇守各地，而“正德时，随着官僚政治的腐败和宦官势力的扩张，镇守中官的设置更加泛滥”，不仅“设置旧额被突破、委任程序被打破、镇守中官对地方事物进行全面干预并直接参与地方叛乱、在各地掀起搜刮民财的狂潮”［9］277。镇守山东的黎鉴，各史对其行径有颇多描述，《明史》卷一八八《王相传》：“镇守中官黎鉴假进贡苛敛，相（巡按山东御史王相）檄郡县毋辄行，鉴怒诬奏于朝，逮系诏狱。”又《武宗外纪》：“时太监黎鉴家人，有以科敛得罪者。鉴惧，悉所有以献，既复取偿于有司，珝（山东巡抚王珝）不可。鉴以头触之，遂相格斗。”［10］90可见其人乃一纵恣不法的宵小之辈，其因垂涎泰山香钱之富，便借口岳庙道路岁久失修，奏请由其“提督收受香钱，雇觅夫匠置买物料修理庙宇”，其实质是要求将泰山香钱管理权由山东藩司转移己手。武宗帝偏听偏信，严旨申斥“香钱委官不能体悉会议”，并“着回将话来”，一场宦海波澜由此引发。

以明代公文惯例，庙工文牍先由工部负责处理。工部官员对事件原委深明底里，故在题奏中对山东官员多加开脱。山东巡抚黄瓒接到工部文移后，一面上疏深自引罪，报告庙工迟误之由；一面承应尽快估修庙宇道路。但对黎鉴自行提督香钱之请，以山东连岁兵荒，兵困仓虚，全赖此款支应为由，予以严辞拒绝。镇守太监与地方官吏关系隔膜之深、权利争夺之烈，在香钱之争上暴露无遗。黎鉴攫取香钱之谋告吹后，只好另谋财路，于是方有了三个月后“请收（碧霞元君祠）香钱，以时修理”⑦之奏请。这确如邱文所论：“黎鉴奏请收香钱，可能是将碧霞元君香钱的掌握权，由文官转移至镇守太监一方。”

明武宗虽对黎鉴的奏请予以批准，但由于石天柱等人的谏阻，碧霞祠香钱并未交付镇守太监管理，仍属之山东官府。黄仁宇在论述香税时称：“在这一税源中，经常提到的两个圣地是山东的泰山和湖广的太和山，名义是由礼部管理，由其负责那里寺观的维护与修缮。但实际上香税是由主持两处圣地的太监征收。”［11］327-328此说不确，太和山香税固掌宦官之手，而泰山之税虽由太监建议启征，但在万历朝税监介入之前，管理权一直控于地方官府，以致湖广官吏多次吁求仿泰山税制，将税权由内监移交藩司⑧。

   不过黎鉴这一奏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碧霞宫香钱在泰山香钱中比重日大，以致他与黄瓒纷争后，不再纠缠东岳庙香钱归属，而专奏索管碧霞宫香钱。本来官府对泰山香钱的管控范围包括东岳庙与碧霞宫两处，但明正德以后的记录中往往只提后者，似表明东岳庙香钱征收已告停止。其裁革于何时？史料上无明确记录。从信仰背景上推考，应不晚于嘉靖朝——大抵明朝中期开始，东岳大帝神威渐次被碧霞元君所取代，所谓“元君盛香火，肸蚃走郡国……神道亦乘除，青帝遂失职”［12］365，以致东岳庙“自朝廷遣祭与有司岁祀外，民间远近无飨者”⑨。香火冷落，混施钱自然也随之减少。在此情况下，明廷遂止东岳庙香钱征收，而专意于碧霞宫，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确定顶庙香钱上缴制度，“泰山顶庙香钱，除幡盖袍服等物照旧该省官员折俸外，其余金银首饰等项按季解部”⑩。东岳庙香钱征收之废，或即在同时。

三、明清香税之置官

如前所考，宋代泰山香钱掌于袭庆府，明前期则由泰安州管理。明中叶正式启征泰山（入山）香税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设置了专司香税的总巡官与分巡官。蔡泰彬、邱仲麟两先生文各对见于史录的总、分各官作了详尽考录，并对其任职身份作了分析，邱文最后结论是：“担任总巡者包括：府同知（正五品）、府通判（正六品）、卫经历（正六品）、布政司理问（从六品）、府推官（正七品）、府经历（正八品）。担任分理官包括：州同知（从六品）、州判官（正七品）、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县主簿（正九品）。”

蔡、邱两文的梳理基本完备，可作补充者为充任总巡之职官尚有都司断事。大观峰云峰摩崖顶端有题刻云：“大明嘉靖三十七年岁在戊午三月十三日，德府长史司左长史吴庆隆、总理香税山东都司断事朱政同游记此。”11按：断事为都指挥使司属官，正六品，说明香税督理有时亦选派军官为之12。另，香税总、分巡官皆系征调临近州府官吏充任，一般不委用泰安本地职官，但亦偶有破例。明郑一麟《征仕郎山东济南府泰安州通判联璧陈公墓志铭》载：“陈公讳文学（1563—1609），字所蕴……温直指如璋嘉其能，檄入棘闱，寻委辖岱宗香税，备列四弊，两台以为然。腊月移居碧霞宫，历三季，溢正税踰万。或从谀之曰：‘好官多得钱耳，此囊中物也。’公愕然曰：‘吾家居清白有冰柏声，断不可阿堵玷吾簠簋。’尽归公帑。”13陈文学即是由巡按御史（温如璋巡山东在万历三十四年）特简以泰安州判分巡香税。

入清之后，香税管理体制有重大变更。新见《泰安施氏族谱》（创修于清康熙朝，乾隆至宣统年间屡有续修，今所见为民国钞本）卷首，收有乾隆十四年（1749年）施元度等撰《先王父暨先府君事》一篇，记述其居泰始祖施文明之事迹：

我朝定鼎，（乌程人施文明）寄留长安……因话及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两先生讲学处流风如昨，胡翼之投书涧遗迹犹存，欲就不果行。适州主簿乏人，得捧檄来游，与州判于公（按此人为于清廉）前后抵任，而所司者香税也。尝徜徉山水，意萧然，遂卜居于济河、柳林诸村，盖顺治二年事也。抚军欧馀方公（山东巡抚方大猷）廉知王父（施文明）贤，欲荐于朝。

按：清军于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入据泰安，次年戎马初戢，即委任施文明赴泰安州，管理香税事务，足见对此一税源的重视。关于施氏所任之“主簿”，依制度系县署之佐官，泰安为州，例不置此官，此或为州署佐职之代称。今于泰安夏张镇南故县村弥勒寺故址发现一通重修观音殿碑，碑高2.68米、宽0.68米、厚0.48米，从记文后题“时康熙十一年岁次壬子七月戊申辛亥吉日，本庄居人于成龙叩首撰文。原任泰安州管理香税总巡厅施文明、夫人王氏、男生员施镰捐施碑石”，可知施文明正式官名系“管理香税总巡厅”。“总巡”在明代系临时委任之职，清代却置“厅”专督香税，此为体制变化之一。另在明代，“总巡”例委济南或临府（如东昌）佐官充任，不用泰安州吏员，清初“总巡厅”则隶属于泰安州，此为体制变化之二。改制之由，应缘于清人初入山东，动荡之中，难以从容调度各府官吏来泰山司掌税务，于是于泰安州下增置总巡厅，专摄香税事务。

担任此泰安香税专官者，除施文明外，可考者尚有丁运昌。《琅琊丁氏家乘》载，运昌为清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科武进士，“授泰安州香锞司，迁登州道标中军”14。所谓“泰安州香锞司”应系泰安州管理香税总巡厅另一称谓。

唯“总巡厅”系易代之际的暂设机构，存在未几，便遭裁并，故各史志均未载此官。但香税征收由此不再遥掌于山东布政司，而是专委于泰安州署。康熙《泰安州志》卷二《田赋志·香税》云：“按往例香税籍诸藩……亦有念及官多禄繁者，令州守兼摄，于以省事节财，以惠及香火之地，近悦远来。”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中《题覆泰安州承收香税衙役张荣宗吕议罪》题本，所述涉案之香税掌管人员，先后为顺治十五年（1658年）署任泰安知州苏祖荫与新任知州曲允斌，由此可见，由泰安司掌香税在顺治朝已成定制。遥参亭所立康熙朝泰安同知张奇逢《禁止舍身碑》：“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六月六日夕，山水暴崩，盘路全冲，各宪处香税缺额，檄予至顶查收税单。”王士俊《奏为密请恩免征香税以昭诚敬事》：“旧例各人进香，必取税钱……向在泰安州衙门投纳。”15可见泰安州吏司掌香税，一直延续到这一制度废止前夕。其间也偶以济南府佐官署理过香税，如査慎行《欲登岱不果戏柬周通守燕客》：“输他监税周签判，日日肩舆到上头。”16康熙初，周在都曾以济南通判身份暂理泰山香税，但史料中仅此一例，系变格而非定制。

四、清代香税之裁革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新登大位的乾隆皇帝下诏将泰山香税悉数裁革，当世及后世莫不以为此革故鼎新之举，出自少年天子的圣心独运。如时人韩锡胙《元君记》：“我皇上御极，诏永免其税。”但新公布的档案表明，这一革新举措实出自大臣王士俊的密折奏请。

王士俊《奏为密请恩免征香税以昭诚敬事》云：

臣王士俊谨奏为密请恩免征香税以昭诚敬事……臣查税之所出，或以田土，或以人丁，或以货物，未闻祷神进香而税之者也。祷神进香，本属诚敬，以此抽税，似于国家体制、小民输将，均有未合。况前明太监所昉，本非名臣经画，何足永远遵行。我朝富有四海，凡编审滋生，永不加增，蠲租赐复，不可胜计。况此进香之税，勒有定额，不论贫富，画一科敛，铢积寸累，民以为苦，而于国计，究无裨益……臣向见浙江普陀山进香人民每名口入庙，不拘多寡，或百文，或数十文不等，悉听本人愿力，名曰“香钱”，即系本山僧人查收，以为公费。可否泰山亦照此例，听人自便，投纳香钱，不拘多寡，只令本山道人查收，以资各项公费，绰有馀裕……再臣前巡抚湖北时，查武当山进香人民亦有香税，与泰山相类，可否一视蠲免……

雍正拾叁年拾壹月拾伍日。

硃批：知道了。15

这道密折，是关于香税裁革的原始文献，研究者少有引述（邱仲麟文引述而未作详论）。王士俊裁税的动议，萌发自其巡视山东之行。雍正十年（1732年），王士俊任河东总督（驻河南开封，管理河南、山东两省事务）后，为“巡历沿海一带，查看镇营兵防要隘事宜”，于次年五月十二日自开封起程开始巡东行程，先后历济宁、滋阳、曲阜、泰安，二十五日抵达济南，停留十余日，就山东公务“与抚臣岳潜细加斟酌料理”，六月初八日循青齐驿路，赴青登莱三府巡视，七月初二日返至济南，七月二十六日回至开封，前后凡70余天。此行中王士俊于五月二十三日至泰安州，登岱顶，有《登岱篇》七古纪行（诗碑今立碧霞祠院内）。诗序云：“巡山东至泰安州，遂登岱告□，而天庥荐至，具见于此，因作歌恭纪之，时雍正癸丑年五月二十三日也。”诗中对碧霞元君信仰予以密切关注：“岱山之高无极，岱山之灵无匹……礼云五岳视三公，岱宗之长尤□辉。出乎震，齐乎巽，长男长女联其宅。所以碧霞元君无异东皇称，太乙群帝端居禀妙颜。”“珠幡宝盖是神宫，内帑输来焕金碧（注：碧霞元君殿系雍正七年（1729年）遣官新修）。祐民福国原宸衷，震旦重来再世佛。”［13］1160其诗意要点为，视碧霞元君“无异东皇”，亦即朝廷正祀而非民间淫祀，其神“祐民福国”，民众之奉祀活动应予认可。

基于这一认识，促使王士俊决心革此苛政。两年后，雍正帝病逝，乾隆帝嗣位，王士俊遂借此契机，奏上密折，陈以利害。时乾隆帝视士俊为异已旧臣，在肃清之列，不久（十二月）便借其办河南垦荒劝捐事不善将之解任，但香税谏议并未受到王士俊仕途沉浮影响，迅速被乾隆诏准。

关于香税废止的原因，邱仲麟先生认为：“清初以降，上缴税额巨幅提升，入山报名税率大涨，其副作用是进香者越来越少，故一直到康熙中叶，仍无法恢复晚明盛况，因此香税的总收入甚低。加上养廉银制度实施后，这笔收入必须全数上解，地方官可能觉得经收这一税项，于地方毫无裨益，而且凭添困扰，奏请废止入山报名香税，不啻是一个省事的办法。”笔者则以为香税之裁革，除去税收本身之困扰——盛世时成贪渎之府，衰世时则成为厉民之阶外，尚有多重社会原因。

首先可能基于控制民间教派的考虑。康雍时期，地下民间宗教活动频繁，泰山老母信仰也被纳入其中。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五月，直隶总督赵弘燮向朝廷奏报，河间府献县有“旗人男妇一伙，自称皇姑，奉旨泰安进香，住乡民杨来儒家，聚集道人，搭棚做会惑民”［14］105-106。于是形成民间宗教与传统泰山信仰（非民间教派的进香组织）争夺信众的局面，下层香众因无力承担税银无缘叩庙，很容易转化为民间宗教秘密集会。清初吴肃公《广祀典议》：“益之以碧霞元君远近投钱镪，饱巫祝，而岁征其税，不亦羞乎？”［15］924即表达了对香税问题的严重关切

更为直接的是，清初“杀鸡取卵”式的香税征收，对泰安地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明代以来，泰安主要经济来源便依赖于为香客提供服务的各项服务业。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卷三云：“泰山……众当春夏间，往来如蚁，饮食香楮，贾人旅肆，成藉以为生。视嵩山、庐岳、雁荡、武夷士大夫车骑馆谷专为邑中之累者，其损益何啻星渊?”［16］卷三54清康熙《泰安州志》也述称：“其方摩肩涉远，接踵攀危，襁至辐辏，岂特助国而已，舆厮赖以食力，市肆赖以牟利，僧徒赖以衣钵，即行丐亦赖以须臾无死诸，所为地方利益甚。”所谓“以岱岳祠五方辐辏，皆浸淫于贸易之场，竞争于刀锥之末”17，真实反映了泰安城依赖泰山香火而发展的现实。如果一旦香客绝迹，不仅使“香税缺额”，更势必导致地方经济一蹶不振。为此，地方官吏不得不苦寻对策，采用类似当今节假日免票的方法，以招徕香客。今有碑石可证此举，遥参亭存康熙四十年（1701年）二月所立“开山碑”，上题“奉直大夫知泰安州事章老爷奉行德政，山东布政司刘大老爷、分守济东道朱老爷，大发仁慈，广开善路，开山自初八日至十八日洪恩碑”。刘大老爷即山东布政使刘皑，朱老爷即分守道朱雯18，“章老爷”即泰安知州章履成。所谓“开山”，即向登山香客免征香税，免征时间从正月初八起至十八日止，为期十天。不过泰山香税是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地方官府只能暂时宽免，而无权加以彻底裁革。这一弊政到了雍正之末，一意“兴利除弊”之河东总督王士俊密折建议裁革。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乾隆帝发布诏称：“朕闻东省泰山，有碧霞灵应宫，凡民人进香者，俱在泰安州衙门输纳香税，每名输银一钱四分，通年约计万金。若无力输税者，即不许登山入庙。此例起自前明，迄今未革。朕思小民进香祷神，应听其意，不必收取税银，嗣后将香税一项，永行蠲除。如进香人民，有愿舍香钱者，各随愿力，不得计觉多寡，亦只许本山道人收存，以资修葺祠庙山路等费。不许官吏经手，丝毫染指，永著为例。该抚即通行晓谕知之。”19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十五日，巡按南漕监察御史常禄等奏请将裁革香税诏立碑岱顶，其文称：

巡视南漕监察御史臣常禄、臣鹿迈祖谨奏：为敬陈管见仰祈睿见事。臣等奉命巡视南漕，于本年正月内由陆路赴淮，道经泰山，瞻拜岱庙。伏思我皇上蠲免香税恩旨初颁，或有乡愚无知，被吏胥暗取分肥者，亦未可定……而臣等犹鳃鳃过虑者，诚恐人心骛利，法久弊滋，即从前香税之设，未必不因地方官私自征收而起，若非彰明较著，垂诸永久，恐难裁不肖官吏相沿之陋习，而除明禁暗行之积弊。再臣详阅庙门外现竖左右石碑二座，其一恭勒世宗宪皇帝差内务府总管丁皂保等临修工程上谕，其一并未镌刻只字，一似有待于我皇上之恩纶而砻石作配者。臣等愚昧之见，恳请钦颁蠲免香税之恩旨，敕下山东抚臣敬谨上石，以垂永久。庶几祷祀者各得献其诚，朦混者无所施其巧。20

乾隆帝允其奏请，六月二十一日谕总理事务大臣，颁禁泰山香税诏，立石碧霞宫门。诏曰：

自古山川有能出云雨者，天子秩而祀之……泰山旧有碧霞灵应宫，远近瞻礼者，轨迹相望。必先输税于泰安州，然后许其登山，税约岁万金，自前明以来，相沿未革。朕思东方物之所生，天地盛德之气之所发也。故《传》称“触石而起，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惟泰山。”则春祈秋报，黎庶辐辏，在国家亦宜顺达其情。若使力艰于输税，而不得登山，非所以从民之欲也。其富民乐施，多寡任意，准守祠人存贮，以修葺舍宇，平治道途，有司不得干预。谕到即镌石树祠，用垂永久。特谕，钦此。21

此诏执笔者为内阁学士方苞，《方苞集外文》卷八有《拟除泰安州香税制》［17］509，文字与《实录》全同，可证22。同年四月十三日，兵部左侍郎杨汝榖也具奏请免湖北太和山香税：“伏读圣谕，于山东泰安州香税饬行免征，仰见我皇上勤恤民隐，无微不照，今湖北太和山之香税与泰安州香税相同，似应请旨豁免，以普皇仁。”23亦获得允准，两大名山香税征收遂暂时终止。

五、清代香税之复征

一般认为，泰山入山香税废止于雍正末，但新发现的税票实物可以证实，其税在晩清复征24。

清代道咸之后，国运日衰，导致“度支日绌”。已废百年的泰山香税征收，再次被提上廷议。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前翰林院庶吉士、实业家汤寿潜作《理财百策》两卷，向清廷献策，主张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整顿税政、新辟税源等，卷下列《香税》一节，呼吁恢复泰山等处香税征收：

伏查明代如泰山、五台、武当、茅山、九华等处均有香税。国初尚因之。康熙时孙嘉淦游泰山，人银二钱，曰“香税”，领官票而后上。不知何时始裁去。大可复其制而推广之。如……山东之泰山、劳山，山西之五台……今拟人税百钱，数十万人可得数万缗之税，数万人亦可得数千缗之税。责成僧道代收代缴，岁令认定若干数，缴不及数者不贷。有他僧道能多认收缴之数者，即令为此寺观庵院之主持，以示惩劝。所税当不菲也。25

与汤寿潜所见略同者还有翰林院修撰、实业家张謇，他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所著《变法评议》一文，述变法“六部四十二事”，“凡户部之事十二”中，也有拟征“香税”一事26。由于多种原因，这些建议都未能被清廷采纳。

而今新发现的票据实物证明，在汤寿潜等奏议之前20年，泰安地方已开始重征香税27。根据这枚税票实物，可以得知：一是泰山香税在同治时期已行复征；二是根据票面“泰安府官印票”刊字与“泰安府印”印文，本次复征并非由中央政府确定，税务也不由户部管理，而是“泰安府”自行征收；三是此次开征之税额为每人“二钱”，约与康熙六十年（1721年）“票银人二钱”与雍正十三年（1735年）“输银一钱四分”相当；四是据票面“泰山进山门上香税”及“凭票银二钱，方可上山”，征税地点乃在泰山山门（遥参亭或红门宫）。至于具体管理制度、司掌人员，则难详考。

一枚泰山税票之背后，展现的是清末财政大权的大转移。晚清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导致全面崩溃，从而使朝廷对各省财政失去了有效掌控，户部虽名义上维持着对全国财政的管理，但仅有稽核之虚权，地方财政事实上全由各地督抚所掌控，且各省藩司管理地方财政的职能又渐次为各地自设之种种财政局所取代。这样在筹饷、筹款的名目下，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基层官吏之手，名目繁多的杂税也被冠以“地方税”“国家税”而登堂入室［18］。基于这样的历史形势，早已被乾隆帝宣布“嗣后将香税一项，永行蠲除”的入山香税，又被地方官府重新启征。

清末泰山香税之重征，除有税票为据，还可在时人诗文中找到佐证。诗人张预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北行过泰安，有《山程杂诗六首》，其二云：“岱岳开青府，游人二月春。犊车万香税，齐鲁未全贫。”自注云：“二三月泰山香市极盛，主庙事者人征数十钱，曰香税。”28乃记亲闻亲睹，当为可信。

顺便指出，香税重征并非泰安府孤立行动，在其他省州府也有类似举措——清光绪十年（1884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均州开征的13个税种中，亦有“太和山香税”29。太和山香税裁革于乾隆初，与泰山香税之废同时，延至清末而由均州官府重征。唯泰山香税可能开征历时不长，即因光绪初泰安旱荒，“大饥，饿莩遍野”30，而被迫再度停征，故于文献少有载录。清人刘铨福有《明万历间泰山香钱公牍和樊文翁（彬）》（其二）诗云：“艳说香钱布地金，泰山古物响禅林。丛残留得官文在，螙粉（蛀蚀书屑）沽来翠墨深。”31所见明万历间泰山香钱公牍今已不传，幸清末税票据实物犹存，留记此泰山香税史之最后绝响。

注释

①其目参见王次通：《岱臆》，山东省博物馆藏原稿本。②泽田瑞穗：《泰山香税考》，《中国的民间信仰》，东京工作舍1982年版。③韩光辉：《泰山香税考》，《泰山研究论丛》第五集，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④成淑君：《“自是神人同爱国，岁输百万佐升平”——明代泰山碧霞灵应宫香客经济初探》，《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⑤蔡泰彬：《泰山与太和山的香税征收、管理与运用》，《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74期，2011年5月。⑥邱仲麟：《明清泰山香税新考》，《台大历史学报》第53期，2014年6月。⑦《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九。⑧如隆庆元年《兵部咨为楚民困敝已极，恳乞圣明轸恤，并处太和事宜以苏凋瘵事》称：“及查得：泰山香火比之太和山尤多，向无内臣提督，其所入香钱，亦止山东参议一员总理，抚按会委佐二官轮流监收。今太和山事体实与相同，既经巡按御史陈省具题，前来相应依拟，恭候命下，将太和山分守太监吕祥取回，以后永行裁革。”见裴应章：《郧台志（校注本）》,长江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⑨宋起凤：《稗说》卷二“泰岳”。⑩查志隆：《岱史》卷十三《香税志》。11此刻清代孙星衍《泰山石刻记》及袁明英《泰山石刻》第1231页均有著录。12对于历任总、分巡的明代人物，除去邱文所考出者，还可再举出几人，如：万历朝济南通判黄一桂（明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十七《故承德郎山东济南府别驾莲岩黄先生暨配许孺人合葬墓志铭》）；嘉靖朝莱州推官申旞（清崔迈：《尚友堂文集》卷下《明考功郎申旞传》）；万历朝姜奇方（明汤显祖《宣城令姜公去思记》，《汤显祖集》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10页）；嘉靖长清县县丞居尧、隆庆平原县县丞唐延龄、淄川县县丞张瀹（《泰山石刻记》著录题名）。另外在岱顶摩崖上，还有一位分巡官的德政颂。大观峰西有榜书摩崖“顶庙清官”，上款为“嘉靖辛酉秋九月吉日为”，下款为“委官阳信县丞任阡立”（第1248页）按民国《阳信县志》卷二《职官志·县丞》：“任阡，济源人，监生，仁厚朴实。以裁去。”大约这位任阡在分理顶庙香税期间，襟怀坦荡，一尘不染，从而赢得“顶庙清官”的美誉。13浙江诸暨《宅埠陈氏宗谱》卷二，清光绪十四年木活字本。见上海图书馆编，王铁整理：《中国家谱资料选编传·传记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14转引自胶南市丁耀亢暨龙马文化学会：《走进丁耀亢故里》2004年版,第22页。15王士俊：《奏为密请恩免征香税以昭诚敬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73号，第891-892页。16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十一。17乾隆《泰安府志》卷二《方域志·风俗》18宣统《山东通志》卷五一、五二《国朝职官》。19《清高宗实录》卷七，第25-26页。20常禄：《奏请碑刻蠲免泰山香税恩旨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全宗号04－01－035－0543－018）。21乾隆帝《裁革香税诏》，见于《清高宗实录》卷七及二十一；《乾隆朝上谕档》第256号，第87页。22清人朱之榛称：“我闻泰山有碧霞灵应宫，向纳香税于泰安官库，方侍郎苞曾有拟除之文。”参见清朱之榛：《徐州太山记》，《常慊慊斋文集》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47册，第77页。又宣统《山东通志》卷八三《田赋志第五·杂税》云：“我朝诸税法，一切沿自前明，然务从宽大。如泰山香税，雍正中从方苞请，永停征。”参见宣统《山东通志》卷八三《田赋志第五·杂税》，第2591页。今已知议出王士俊，并非方苞，但苞时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甚为乾隆倚重，有可能参与了关于香税废置的廷前之议，且襄赞其议，故被乾隆帝指定为诏书起草人。23杨汝榖《奏请免湖北太和山香税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全宗号04-01-35-0543-016）。24泰山进山香税停征后，碧霞祠香钱管理与使用仍由官府所掌控，并有“扫殿”制度，一直延至清末。参见周郢：《泰山封山之典与碧霞香钱之征》，载于《全球视野下的泰山文化》，新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66-78页。25费黑：《〈理财百策〉简介及点注说明》，载于《萧山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汤寿潜史料专辑》，浙江萧山政协文史委1993年版，第402页。26张謇：《变法评议》，《张季子九录》卷二《政治类》。272010年泰安红门路中医诊所张立展先生向泰安市档案馆捐赠一批藏品，其中一件为清同治三年（1864年）泰山香税票。票长9cm，宽6.7cm，系木版刷印。票面正中大字一行“泰山进山门上香税”，右侧小字二行：“凭票银二钱，方可上山。”左侧小字二行：“泰安府官印票，同治三年。”下钤“泰安府印”朱红楷字方印。此票图版参见泰安市档案馆编：《馆藏珍品集萃》，泰安市档案馆2012年版，第6页。此票真伪目前尚有不同意见，在疑伪者无确证之前，本文暂以真品置论。28张预：《山程杂诗六首》，载于《崇兰室诗初存》卷八《丁集》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44册，第746页。按：张预过泰山赋诗时间，其诗集系之于丙子。另诸可宝时与张预同行，其《璞斋集·诗》三《浪游碎稿·中》第一首为《丙子正月晦日在扬州遇张大同年预相约北征即步其感赋诗韵》，参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8册，第700页，亦可佐证其行确在光绪二年（1876年）。29湖北省丹江口市税务志办公室：《丹江口市税务志》上篇《晚清税务》，1990年版。30张凤翥：《俊卿公行述》，民国赵春芳等修《泰安赵氏四修族谱》卷八。31刘铨福：《砖祖斋诗钞·续刻》，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1册，第401页。

参考文献

［1］赵鼎臣.游山录［M］//宋代日记丛编二.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2］杨万里.中奉大夫通判洪州杨公墓表［M］//杨万里诗文集：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3］张暐等.大金集礼［M］.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648册.

［4］泰山东岳庙圣旨碑（1324年）［M］//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5］方龄贵.通制条格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6］顾炎武撰，王晓真译注.山东考古录译注［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7］陈垣等编.道家金石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8］黄瓒.雪洲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3册.

［9］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10］毛奇龄.武宗外纪［M］//明太祖平胡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11］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阿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2］钱谦益.四月十一日登岱五十韵［M］//初学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3］袁明英.泰山石刻：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八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15］吴肃公.广祀典议［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0册.

［16］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7］方苞.方苞集：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8］王燕.晚清杂税名目及其产生之必然性初探［J］.江汉论坛，2013（8）：82-89.